今天，在一些论坛上，我看见了福建马尾审判三个网友，说真的，我的确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于是，我就开始搜索，我先上了谷歌香港，结果就和我搜索胡萝卜和李子一样，页面再也无法打开，于是我上了百度，我只知道有三个网友，因为涉嫌诽谤，被抓了起来。那么他究竟诽谤谁了呢，诽谤了当地公安，我当时就想，这三个人完蛋了，诽谤了当地公安，再由当地法院审理，这审判结果岂他们不是都已经在当地饭店里谈好了。
本着公正的态度，我继续搜索这三个网友究竟是为什么诽谤了政府，但是线索到这里就断了，我先用了百度知道功能，百度表示不知道，当然，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，于是，我使用了新浪爱问功能，结果爱问不问。最后，我大致知道了故事的内容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，为了防止出现文章过敏的情况，我一概隐去了人物姓名。
主人公突然死了，家属怀疑是被轮奸致死，提出尸检，尸检的结果是主人公自顾自病死，并非强奸致死。家属怀疑警方包庇罪犯，提出还要尸检，但是相关部门并不配合。家属的情绪很不稳定。三位维权人士听闻此事，以死者是被强奸至死的观点，的将此事件做成了视频和文章，转发到国内外论坛。当地公安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强调死者是自然病死，随后，参与制作视频发帖等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，其中主要负责的三人，二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到两年。
事情大致上就是这样的，就案情本身，关键是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证据，所以无法站在维权者或者政府的任何一方说事。政府认为，只要他们宣布了，这就叫证据，维权者认为，只要他们调查了，这也是证据。这件事情我并不了解，在其他众多的维权事件中，政府一定全错么，不一定，维权者一定全对么，也不一定。但是为什么政府永远表现出全错的态势呢？
其实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当地政府自己弄大的。如果他是真的自身突发疾病死亡，那么便让有公信力的地方来尸检，说服家属便是。很多网友说，政府急需成立廉政公署，来树立公信力，我认为廉政公署没有用，香港很少发生腐败事件，其实并不是拥有了廉政公署这四个字，而是因为廉政公署是独立的这三个字。我认为，大陆现在的国情是不适合成立一个独立的类似廉政公署的机构的，如果一成立然后来真的，那几乎所有公务员及其亲属都嗖一下不见了。但是，大陆最最急需成立的一个部门乃是独立的“尸检部”，这个尸检部必须拥有向廉政公署一样的独立性和公信力，必要的时候做到电视直播尸检。仔细回想中国近几年发生的公众事件，有多少是因为尸检而生。尸检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部门，因为现在的尸检结果，无论是真的假的，老百姓都不相信。排除这件事情，虽然我认为，很可能不少的尸检结果是正确的，但老百姓的怀疑也不是错误的。一个喜欢先定性再定罪的政府，其绝招也很容易被老百姓学去，所以说，我们要原谅老百姓动不动就认为自己的亲人是被人害死，而罪犯是被政府包庇了，尸检是被政府操纵了。因为在这个社会里，你不讲证据，那我也不讲证据，你不透明，我就猜测，我一猜测，你就说我诽谤，我再追究，你就说这是国家机密，我一闹大，你就……你就……你就反而省事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，自然会有相关部门通知新闻部门这事情不准报道。但是，这一切埋下的都是仇恨的种子。
所以说，对于地方政府，这事情其实一开始就很好解决，绝对公正的尸检，如果真的是病死，说服家属，如果真的是被杀的，捉拿凶手。退一步讲，这个事情完全可以放到台面上，公开的去说清楚，大家拿各自的证据来说事，但官方是从来不屑于这么做的，他们认为这样降低了他们的威信。而且我们的官方永远是一开口就置自己于不利，你从来看不到他们坦诚的用我们人类正常交流的语言说话的时刻，永远用没有人性的官腔去对抗老百姓的哭诉。听音乐的朋友都知道，唱腔是多么的重要，一个你讨厌的唱腔，唱什么歌都是错的。
现在，那位女孩子是怎么死的已经不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那三位维权者的判决。至于诽谤罪，看来是非判不可了。类似的罪名不能从法律上去诠释，而是要从人情世故上去找结果。因为面子对于政府是很重要的，人家都关了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尤其是因为这个理由，现在把你放出来，你法院是能得到喝彩，但是人家公安以后怎么混，都在一个县城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办公室不见桑拿见的，这见面了还怎么相处。其实这么多年，大家都误会了人民法院的意思，人民法院并不是指属于人民的并为人民服务的法院，而是指只负责解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法院。
这三位替他人维权的网友，被判了一年到两年以后，很多网友认为，这件事情代表了互联网的黑暗时期将要到来，代表了维权人士将要遭到打击报复，代表了网络的监督将要受到取缔和法办，代表了言论自由的彻底消失，我认为其实这些都不是，小小的一个县城的公检法，你不能把人家想的那么深邃，其实这件事情只代表了一个意义，传达了一个讯息，那就是——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
是的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我们见识了，我们都很害怕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，你们都在害怕些什么。
Friday, April 16, 2010
Monday, April 12, 2010
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
2010-04-11 10:44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906 条，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
■史鉴散照
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“朕即国家”的话，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，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。路易十四于1643—1715年在位，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，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“朕即国家”，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“中国特色”的“智慧”——— 经常作些仁君秀，既行专制之实，又享仁君之名。
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“主权在民”思想，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，所以不是“朕即国家”，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“我们才是国家”。当然，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。在路易十四的时代，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、政府、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。在中国，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观念，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，爱国即是忠君，忠君亦即爱国，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。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，中国人对国家、政府(朝廷)、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，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，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，才获得这种认识的。
梁启超指出，中国之所以积弱，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，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。国家是什么？朝廷又是什么？“今夫国家者，全国人之公产也。朝廷者，一姓之私业也。国家之运祚甚长，而一姓之兴替甚短。国家之面积甚大，而一姓之位置甚微。”中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唐虞夏商周、秦汉魏晋、宋齐梁陈隋唐、宋元明清，“此皆朝名也，而非国名也”。从殷族的商、姬族的周，到嬴氏的秦、刘氏的汉、李氏的唐、赵氏的宋、朱氏的明，还有蒙古人的元、满人的清，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，而不是国家，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，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。然而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，梁启超认为，这是中国人的大患。
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，甚至变成爱领袖 ——— 君主。梁启超说：“试观二十四史所载，名臣名将，功业懿铄、声名彪炳者，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，有所事事乎？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、完一分之义务乎？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：此我国之英雄也。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，而冒一国英雄之名，国家之辱，莫此甚也！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，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，国民之耻，更何如也！而我国四万万同胞，顾未尝以为辱焉，以为耻焉，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，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。”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，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，以“万骨枯”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，这本来与爱国无关，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，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，实在是可悲可悯。
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，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《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？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：“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，先要问国家是什么。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，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。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，调和国内纷争；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，内而压迫人民。”所以，“若有人问：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？我们便大声答道：……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。”
国家的功能，如陈独秀所说，一是抵抗异族压迫，一是调和国内纷争，前者对外，后者对内。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，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，如救灾、赈济等。
国家功能的实现，须通过政府去完成。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，国家就是“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”；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，国家则有可能成为“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”。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，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，或者完成得很差，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，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。
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。有一项统计说，中国在民国前的 2270年中，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，水灾有1621次，可见年年有灾。因此，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，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，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。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、收成、粮价等情况，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，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、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。但是，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。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，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，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，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、河南，原因即是两省大旱，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，使得灾民成为流民，进而升级为暴民。
一个社会，有许多涉及大范围、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，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。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，社会就会无序，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。比如食品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、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。
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，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：即人们需要政府，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、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，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、侵害民权的组织。要使政府尽职尽责，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，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。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———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(政府)，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，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。
◎ 洪振快 历史学者
■史鉴散照
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“朕即国家”的话，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，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。路易十四于1643—1715年在位，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，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“朕即国家”，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“中国特色”的“智慧”——— 经常作些仁君秀，既行专制之实，又享仁君之名。
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“主权在民”思想，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，所以不是“朕即国家”，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“我们才是国家”。当然，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。在路易十四的时代，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、政府、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。在中国，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观念，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，爱国即是忠君，忠君亦即爱国，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。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，中国人对国家、政府(朝廷)、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，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，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，才获得这种认识的。
梁启超指出，中国之所以积弱，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，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。国家是什么？朝廷又是什么？“今夫国家者，全国人之公产也。朝廷者，一姓之私业也。国家之运祚甚长，而一姓之兴替甚短。国家之面积甚大，而一姓之位置甚微。”中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唐虞夏商周、秦汉魏晋、宋齐梁陈隋唐、宋元明清，“此皆朝名也，而非国名也”。从殷族的商、姬族的周，到嬴氏的秦、刘氏的汉、李氏的唐、赵氏的宋、朱氏的明，还有蒙古人的元、满人的清，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，而不是国家，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，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。然而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，梁启超认为，这是中国人的大患。
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，甚至变成爱领袖 ——— 君主。梁启超说：“试观二十四史所载，名臣名将，功业懿铄、声名彪炳者，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，有所事事乎？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、完一分之义务乎？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：此我国之英雄也。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，而冒一国英雄之名，国家之辱，莫此甚也！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，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，国民之耻，更何如也！而我国四万万同胞，顾未尝以为辱焉，以为耻焉，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，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。”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，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，以“万骨枯”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，这本来与爱国无关，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，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，实在是可悲可悯。
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，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《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？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：“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，先要问国家是什么。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，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。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，调和国内纷争；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，内而压迫人民。”所以，“若有人问：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？我们便大声答道：……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。”
国家的功能，如陈独秀所说，一是抵抗异族压迫，一是调和国内纷争，前者对外，后者对内。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，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，如救灾、赈济等。
国家功能的实现，须通过政府去完成。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，国家就是“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”；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，国家则有可能成为“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”。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，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，或者完成得很差，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，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。
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。有一项统计说，中国在民国前的 2270年中，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，水灾有1621次，可见年年有灾。因此，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，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，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。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、收成、粮价等情况，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，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、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。但是，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。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，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，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，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、河南，原因即是两省大旱，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，使得灾民成为流民，进而升级为暴民。
一个社会，有许多涉及大范围、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，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。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，社会就会无序，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。比如食品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、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。
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，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：即人们需要政府，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、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，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、侵害民权的组织。要使政府尽职尽责，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，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。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———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(政府)，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，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。
◎ 洪振快 历史学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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